壽山石雕是古老而又聞名且極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其發(fā)展伊始便與中華民族的文化相惜相生，一脈相承，這點可以從民間流傳的“女媧補天遺石”、“鳳凰神鳥遺矢”的傳說中得到證實，這一古老的傳說故事，是發(fā)現(xiàn)了壽山石后，經(jīng)過人們世代的口耳相承流傳下來。美麗的傳說反映了先人美好的愿望，同時也為壽山石文化的綿延持續(xù)奠定了民族特色的精神基礎(chǔ)。

　　壽山石溫潤脂膩，晶瑩璀燦，柔而易攻，其雕刻歷史源遠流長，我省考古發(fā)掘中，曾鑒定出在新石器時代，已出現(xiàn)壽山石磨制的石器，說明那時壽山石已開始融入社會生活。福州桃花山南朝墓出土的“石刻豬”實物，證明早在1500多年前，壽山石雕已經(jīng)問世，并且作為一個載體，出現(xiàn)在墓碑。打上民間世俗墓葬的文化的烙印。壽山石豬的問世代表壽山石文化從那時其已經(jīng)產(chǎn)生。

　　唐代，社會盛世太平，宗教隨之昌盛，壽山村的僧侶就地取材，以壽山石雕制佛像、香爐及念珠之類的佛具，除供寺院使用外，亦作珍品饋贈游客，這使壽山石在民間廣為流傳，這個時期的壽山石雕因此帶有濃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可以令人感到壽山石文化的外延以伸展，涉及諸多世界觀、人生觀的領(lǐng)域了。

　　到了宋代，壽山石雕大體上還是扮演著陪葬俑及佛具的角色，只是已有了從業(yè)隊伍的形成和礦石的開采，并設(shè)有專供官府使用的作坊，雕刻內(nèi)容也開始多樣，從出土史料看，宋俑有龍、虎、蛇、龜以及六畜等動物俑，形象生動，頗具寫實作風，人物俑有文俑、武俑、老人俑、女人俑等，其體態(tài)雍容豐腴，曲線明顯柔和優(yōu)美，雕刻工藝不但承襲了先人的技藝，還吸收了唐、五代陶俑雕塑的造型風格，明顯有唐的遺風，據(jù)南宋淳熙年間梁克家編撰的《三山志》載：宋時福州已大量開采壽山石用于雕刻，精美者作為貢品發(fā)運汴梁，成為宮廷玩物，大件者為達官貴人陳列于幾案欣賞，小件者則成為文人雅士手中的玩賞品。南宋名士黃干(朱熹之婿)多次游壽山并留下許多吟石詩文，“石為文多招斧鑿，寺因野燒轉(zhuǎn)熒煌，世間榮祿不足較，日暮天寒山路長。”這些記載于詩詞從側(cè)面反映出南宋時期壽山石雕的發(fā)展概貌。因此可以推斷，宋代的壽山石雕已初具規(guī)模，而且題材廣泛，已從純地域民間的世俗文化，跨入了宮廷官府文化的大門。中國人素有愛石的天性，文人更是貴石賤玉，宋著名的愛國詩人陸游的一句：“石不能言最可人”的名言，更奠定了“石”在世人心中的地位，進一步催化了中華民族特有的石文化，從此世人于石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這種石文化情結(jié)的產(chǎn)生，極大拓展了壽山石雕文化的生長空間。

　　元、明之際，著名畫家王冕用“花乳石”自行運刀刻制印章，這個劃時代的創(chuàng)舉引起了文人與書畫家的極大興趣，許多人爭相仿效，蔚然成風，篆刻藝術(shù)也因此取得了迅速發(fā)展?！扒嗵锱f凍美艷倫，冰堅魚腦同晶瑩，邇來壽山更奇絕，輝如美玉分五色?！比岫坠サ膲凵绞硭斎坏某闪耸走x的印材，雕刻藝術(shù)繼承古代玉璽、銅印的鈕飾的基礎(chǔ)上，充分發(fā)揮壽山石質(zhì)和紋理的特性，創(chuàng)造出獨特風格的壽山石印章雕刻藝術(shù)。

　　工藝品一旦文人參與其內(nèi)涵就提升了，文化品味就大步一樣。比如歷史上出現(xiàn)的“曼生壺”，就因為文人陳曼生喜愛茶壺，于是親自設(shè)計、題款讓匠人燒制，使本來名不見經(jīng)傳的茶壺一躍成為藝術(shù)品，并衍生成一種文化。又如硯的雕刻，也因蘭亭盛事的影響，大文豪蘇東坡的喜愛，而成為高雅的藝術(shù)品。壽山石具有美麗的色澤和紋理，印鈕制作精致古樸，兼?zhèn)湫蕾p與使用的功能，從而得到文人雅士、鑒賞家和篆刻家的鐘愛。特別文人由愛好追求，乃至直接參與創(chuàng)作，大大提升了壽山石雕的整體品位與內(nèi)涵。正是印材史上的劃時代的文化價值取向，才把文人的精神自由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這種精神也帶動了貴族們審美觀的轉(zhuǎn)化。壽山石因此成為達官顯貴蒐集的文化精品之一，使原來所謂的文房四寶筆、墨、紙、硯，加入了印石，形成了文房五寶。這種社會風尚的出現(xiàn)，“忽如一夜春風來”。壽山石雕手件也因其似玉非玉，在手摩挲、盤玩的感覺美玉莫竟，刻工繁簡相映，局部細致，材美工巧的特點，作品符合質(zhì)樸、平滑、光潤而又具變化的美感特征，成為士大夫，文人愛不釋手的把玩價。正如《觀石錄》中說：“名流學士，懷瑾握瑜，窮日達旦，講論辨識，錦囊玉案，橫陳齊館，接文采則增榮，共欣賞則無卷?！憋L流所及，一般市民也莫不“群相蹈之”。這股推崇“文房清供”和把玩的風尚清朝達到了頂峰。

　　清康、雍、干三朝，政治稱盛文化并隨之。壽山石雕被納入官府課稅的范圍，許多官吏均已大量收藏賞玩壽山石雕，以其為榮，并蒐集珍品進貢給帝后御用。在眾多的壽山石品種中，田黃石最為珍貴，被尊為石中之王，有很高的地位。據(jù)傳，自清康熙帝起，每年吉旦都要在祈年殿舉行供奉“福壽田豐”的祭天活動，置一枚福建壽山石田黃石在供案上(取福、壽、田、豐之吉兆)，皇帝親率大臣頂禮膜拜，祈禱這一年風調(diào)雨順，國泰民安。這種頂禮膜拜的官場活動說明帝王官紳，他們對壽山石的心理，幾乎達到迷信的程度。使壽山石享有了其它任何寶石從未有的殊榮，給壽山石雕文化罩上了更加神秘的光環(huán)。

　　清朝也是壽山石文化迅速發(fā)展的時期，眾多文人、名士、詩人因愛石而親石，進而言石、吟石，留下許多動人的著作、詩詞。清大學者高兆著《觀石錄》，著名經(jīng)學家毛奇齡著有《后觀石錄》，提出壽山石分田坑、水坑、山坑的三坑分類法，并深刻描繪了壽山石的開采及匠人、市場、收藏等繁榮情況。查填行的“天遺瑰寶生閩中”，更成為詠壽山石的千古名句。此后，民國有龔禮逸的《壽山石考》、陳子奮的《壽山石印石小志》這些文字都是壽山石文化難得的紀實篇章。

　　壽山石雕在漫長的發(fā)展過程中，名師巨匠代不泛人，但明朝之前雕刻藝人的事跡毫無記載，難以考證，實屬可惜，清朝補足了這個遺憾。楊玉璇、周尚均承前啟后，他們的雕刻有鮮明的個性，豐富充沛的活力，獨出心裁具形更具神韻。很是耐人尋味，愈看愈美使人久久不能忘懷。故世有“玉璇獸”、“尚均鈕”之說，堪稱一絕。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壽山石雕人物、印鈕作品多是出自二人之手。這個時期，還出現(xiàn)了研石究工的專家。高兆在《觀石錄》評道：“韓馬戴牛，色虎出匣，森森向人，磐薄盡致，出色繪事”。稱楊玉璇所刻的馬與唐代名畫家戴嵩所畫的牛相提并論。清康熙時還有魏開通、王橘生、董滄門、許旭等，干隆后嘉慶年間的奕天、妙巷鑒等；道光、咸光年間的薛文藻、陳德滋、都是壽山石雕的高手，名重一時。同治年間的潘玉茂、林謙培繼承楊、周之法，各自發(fā)展形成了“西門”和“東門”兩支藝術(shù)流派代代燈傳，出現(xiàn)了陳可應(yīng)、林文寶、陳可觀、林清卿、林元珠、鄭仁蛟、林友清、黃恒頌、周寶庭、林壽煁等眾多名家，一個個閃光登場，把技藝和贊嘆留給后人，對后世影響十分深遠。

　　壽山石雕薄意將中國畫傳統(tǒng)技法融合于雕刻中，以刀代筆，以石傳畫，是具有畫與雕刻特點的藝術(shù)，最具文人味，早期的薄意雕刻層相對較厚，技法也較單一，稱不上真正意義的薄意，一代宗師林清卿的出現(xiàn)，薄意藝術(shù)才廣為世人矚目，“精巧絕倫，真能用刀如筆”、“花卉之嫵媚生動，雖寫生家罕能及山水林木、亦靜穆渾厚”。這是鑒賞家龔禮逸先生和著名金石書畫家陳子奮先生對壽山石雕薄意的評價。可以說薄意藝術(shù)以其詩化的意境，為壽山石雕文化添上濃濃的一筆。

　　建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海峽兩岸，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國家和地區(qū)相繼掀起壽山石文化推廣熱潮。1984年，福州雕刻工藝品總廠舉辦“壽山石詩會”，百多位海內(nèi)外文人雅士與收藏家歡聚一堂，吟詩作賦，盛況空前。著名金石家錢君匋詩贊曰：“萬朵云霞幾度攀，珠光寶器絕人寰、風靡皖浙千家刻、功在印壇是壽山?！?987年總廠與地質(zhì)科學院聯(lián)合召開“中國田黃石鑒賞研討會”，從科學的角度對壽山石、田黃石進行分析與鑒別，近年來壽山石各種專著更是如雨后春筍，紛紛出版發(fā)行，達近百種之多，蔚為壯觀。為全國各工藝美術(shù)品種之最，其中潘主蘭的《壽山石史話》首考壽山石雕始于南朝，方宗圭的《壽山石志》與《壽山石全書》全面科學地總結(jié)了壽山石地各種知識，陳石地《壽山石圖鑒》提出了三類五系論，陳錫銘、鄭宗坦、王一帆的《壽山石欣賞》重新劃分田黃石產(chǎn)區(qū)，提出好田黃石多出于下坂的論點。王植倫發(fā)表了《壽山石傳奇》、《壽山石緣》長篇文學，成為壽山石文化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壽山石當選福建省“省石”，并沖刺評審國石，屢次奪魁。

　　本文就壽山石雕的文化歷史匆匆作了一次巡禮，壽山石雕文化所凝凍、積淀、傳留下來的力量感染著人們的思想、情感、觀念、意緒，你不覺的壽山石雕文化內(nèi)涵石博大精深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