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物器皿和出土文獻資料所蘊藏的文化—美學含量，對于中國美學史的研究有重要價值。近幾十年來出土文物（文獻）的新成就，實證性地為中國美學史的“新學問”，提供了“新發(fā)現(xiàn)”，使得研究者重新面對和考量已有的對象和結論。王國維所提出的“二重證據(jù)法”，陳寅恪所闡釋的“三類比較論”，對于近、現(xiàn)代宏觀學術理念和方法論具有嶄新的意義。地下和地上，出土和傳統(tǒng)，文獻和實物，或互證，或反證，或補證，其近緣關系，為深刻意義上的現(xiàn)代學術轉換亦即歷史維度——審美維度的價值重構奠定了基礎。出土文物（文獻）從多方面對中國美學史的基本經驗產生早期積淀，形成諸多審美原則，從而在審美的普適性上澤被深遠。

　　20世紀以來，中國文物、考古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有些成果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大量出土的文物器皿以及附著其上或單獨呈現(xiàn)的文獻資料，文化——美學含量十分豐富，對整個文化界的繁榮、發(fā)展是有力的推助。殷墟甲骨的發(fā)掘，成就了一門古文字學——甲骨文的形成以及殷商史的研究。敦煌藏經洞的意外發(fā)現(xiàn)，加速了敦煌學的形成。漢畫像石為漢代美學研究打開了通道。南京西善橋出土的竹林七賢磚雕，為《世說新語》的傳世紙本提供了鮮活的標本。幾十年來，馬王堆、法門寺、曾侯乙、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等，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文化熱，并成為新學科、新學問。

　　摘自吳功正《出土文物（文獻）與中國美學史》，原載于《齊魯學刊》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