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當代博物館建筑的一個重要前提是理解博物館的獨特功能，不得不說，這是建筑師普遍忽視的一個方面。人們普遍傾向于把大多數(shù)博物館看作“公共建筑”（就其“外在”的規(guī)模和功能而言），但是在建筑史上，現(xiàn)代博物館的起源卻和私人化的建筑類型密切相關（就其“內(nèi)部”的尺度和經(jīng)驗而言），更確切地說，最早的博物館建筑曾經(jīng)和“住宅”的功能相差無幾——沒有收藏就沒有博物館，現(xiàn)代意義上的博物館起源于文藝復興時期的私人收藏，在阿拉貢的阿方索家族，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收藏都是其中著名的例子——莊嚴的“博物館”其實是個充滿個性氣息的“大房子”。

如何把“住宅”和“殿堂”的氣質予以結合？這種“內(nèi)”“外”的差異性和博物館的歷史伴隨始終，并延續(xù)到極為特殊的“國家博物館”的實踐。如果重要紀念性建筑的出現(xiàn)總是應對著新的城市境遇的話，2004年進行的將革命歷史博物館改建為國家博物館的競賽也面對著如是的任務：宏大的公共空間可以適用于藝術欣賞、文史學習乃至社交聚會這樣的個人需求嗎？由“公共”“個人”與生俱來的沖突，國家博物館建筑的內(nèi)“虛”外“實”中蘊含著特殊的矛盾，那就是它不僅僅是一座靜態(tài)的神廟，在日益走向開放的世界性大城市中，它還隱含并應該逐漸凸顯出“運動”的特征。

2004年，當?shù)聡ㄖ綠MP戰(zhàn)勝包括赫爾佐格-德梅隆、庫哈斯等明星建筑師在內(nèi)的對手，贏得中國國家博物館設計競賽的時候，人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因為GMP是家中規(guī)中矩的企業(yè)型事務所，并不以“設計”見長。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建筑競賽的意義并非一定是求得最具“突破性”的方案，它也是特定政治、社會、文化條件在項目中的放大。事實上，國家博物館的實施方案遠不是GMP的設計方案，通過并非一帆風順的深化設計階段的磨合，這家素來對“先鋒”創(chuàng)意并不感興趣的德國公司，最終遵從和實現(xiàn)了中國業(yè)主的意圖，也不可思議地使得國博擴建項目和德國新老國家畫廊（卡爾·弗里德里?！ば量藸枺└娴墓适掳l(fā)生了某種對話。對于這座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筑物的重生而言，這是一個富有意味的結果。

2004年競賽的焦點實際集中在新的國家博物館要成為什么樣的公共空間。新國博形成了空廊（外）-庭院（中）-空廊（中）-室內(nèi)公共空間（內(nèi)）-展廳（內(nèi)）的復雜層次，使得原來由空廊進庭院再直入中央大廳的格局更加自然，使得觀眾有了漫步盤桓的緩沖；但是，更決定性和富有意味的變化還不僅僅如此──就在觀眾剛剛步入室內(nèi)公共空間的那一時刻，現(xiàn)在有了兩座南北方向的巨大梯級──原來革命歷史博物館設計中不尋常地“消失”了的中央樓梯現(xiàn)在回到了國家博物館，讓原先匆忙開始的展覽有了一個寬裕的前奏。整個建筑除了有一個宏大的“外”主立面，還有一個同樣宏大的“內(nèi)”主立面，其中大量出現(xiàn)的豎直線條再次重復了“外”主立面的主題，它不僅復合增強了原有空廊的陣列效果，更重要的是，國家博物館的室內(nèi)前廳現(xiàn)在毫不遮掩地展示了建筑室內(nèi)空間具有的水平動勢。盡管尺度和構造無法等同，可這分明是辛克爾在柏林的老國家畫廊中使用過的同樣手法。它所傳遞的明白無誤的信息是，現(xiàn)在博物館的功能已經(jīng)不僅僅限于被厚重墻體重重包裹著的傳統(tǒng)展廳，它也可以是門外一馬平川的廣場公共空間的延伸，將不尋常的變化無端的城市情境引入了室內(nèi)。

使人稍感困惑的是如此的“城市”卻是不徹底的，甚至有點自我矛盾。原來GMP方案中多層穿漏的“城市客廳”體現(xiàn)的是輕松和變化，現(xiàn)在追求的則是空間的整一和管理的便利。在GMP的中標方案里，博物館出口是大片玻璃為主的“內(nèi)”主立面，由門廳回望廣場清晰可見，但是現(xiàn)有的“內(nèi)”主立面卻不讓人直入主題，而是人為地將城市和人們隔開了——它在人視的高度使用了似開仍掩的青銅鏤花大門，高度恰好是梯級盡頭的視線所及?，F(xiàn)在城市在左，展廳在右，類似中國園林花窗游廊的氛圍，將觀眾送上與博物館原先線性展程平行的方向，當你緩步走上室內(nèi)公共空間的小二層時，你才會有機會一覽青銅門扇的縫隙中不能盡現(xiàn)的廣場景觀。與辛克爾的老國家畫廊企圖讓人們領略的城市全景畫不同，和原來革命歷史博物館“閑置”的空白內(nèi)院也不同，最終觀眾能看見的不只是漫無邊際吸收一切視覺的廣場，還有兩個生造的半開放“花園”。

出自180年后的德國建筑師之手的這種“景觀”完全是巧合嗎？這種有趣的“序曲”也許并不是國家博物館設計的全部，但是，對于高度關注著被“觀看”和“運動”糾纏著的博物館空間，這樣的設計一定也同樣強調(diào)了某種應運而生的新變化，預示著這個新世紀初葉將要到來的中國城市“巨構”欲說還休的公共品質。1938年，劉易斯·芒福德在《城市的歷史》中寫道：“一座紀念碑是不可能現(xiàn)代的，現(xiàn)代建筑不可能是一座紀念碑”，但是，某些當代的建筑物最終會轉而尋求一種“新的紀念性”，“新的紀念性”在于它把過去那些普遍認為不可能的矛盾引入了巨型公共空間──比如建筑室內(nèi)對不斷變化中的外部景觀審慎的吸收，比如自身如同一座城市的博物館，比如既讓人嘆為觀止又多少使觀眾感到單調(diào)疲憊的“國家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