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周叔弢沿著祖父、叔父創(chuàng)辦的實業(yè)之路一路走來之時，人們熟知的是他“民族資本家”的一面。然而，生活中的周叔弢更是一個純粹的文化人。他懂書、愛書、惜書、藏書、捐書，一輩子與書為伍。歷史學家來新夏這樣說：“他雖然地位高、又富有，但是既無官氣，又無商氣，看起來溫文爾雅、完全像個老書生?！?br/>
　　1952年，周叔弢找到當時的天津市市長黃敬，表達了自己的捐書意愿。他說：“我將心愛的藏書，貢獻給我心愛的國家、人民，使這批古籍珍品永不招致流失損毀之厄運，使之能發(fā)揮作用，由國家收藏，比我個人收藏更好?！?br/>
　　2007年夏天，周叔弢的小兒子周景良來到天津圖書館。他看到自己父親捐贈的幾十箱圖書如當年在家中藏書室擺放的順序一樣，一種久違的親切感油然而生，思緒不禁回到了幾十年前。

一個書癡的讀書習慣

　　周叔弢愛書、懂書、會藏書，同時擁有良好的讀書習慣。這些習慣不僅影響了他的子女，在他人看來，更是值得每一個讀書人謹記。

　　周景良回憶，周叔弢藏書非常講究潔凈、完整。周叔弢買書時，同一本書要買好幾套：收藏一套；自己平時閱讀一套；送給子女一套；送給朋友一套等。他看書之前，總是先把書桌反復擦干凈，再把書平放在桌上；或者用一只手輕托書脊，端坐閱讀。周叔弢告誡子女，讀書時要牢記元代書法家趙孟頫所說的“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作夾刺”的名言。而他自己每當看到有的人看書不知愛惜，揭頁時用指甲斜著硬劃，或者蘸了唾沫去翻書，都心痛得不行。

　　周叔弢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用在經(jīng)營企業(yè)上。但他酷愛古籍善本，不斷地搜求、購買善本書，鉆研版本，把大部分的收入都用在了購買善本書上。所以，雖然他收入不菲，卻沒有用心經(jīng)營他的財富，沒有按照通常的規(guī)律積累發(fā)展而使自己更富。周景良回憶，周叔弢常告誡子女，說他“沒有什么錢”，希望子女長大要自立，要自己養(yǎng)活自己。盡管是“沒有什么錢”，但他卻樂于支持子女上學，尤其支持子女買書。周叔弢認為長子讀“四書五經(jīng)”已很多了，但可能還有未讀到的，就給他買一部陶蘭泉刻印的《八經(jīng)》，并題上字。他又給次子買了一部馬敘倫著的《莊子義證》，并題字說此書偏于講解字義，便于初學。周景良讀中學時，因為喜歡《論語》，周叔弢就給他買了一部十冊的《論語經(jīng)正錄》。他還給三個最小的子女買了二百本一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學生文庫》。他用滿屋子的書感染著子女，希望他們成為敦厚、樸實的讀書人。周景良回憶，“我父親在給大哥的信中曾說：‘人能篤實，自有光輝?！@種精神影響了我們一輩子?！?br/>
　　“周家私塾”的啟蒙課程

　　周景良回憶，在桂林路舊宅的院子里，曾有一間獨立的“書房”。周家子弟在進入正式學校前，都曾經(jīng)在這間“書房”里接受早期教育。

　　周景良也曾經(jīng)在“書房”里讀書，由于前面幾位兄長都曾經(jīng)使用過“書房”，所以里面的一切陳設和用具都是現(xiàn)成的?！皶恐杏幸粋€八仙方桌和一個書桌，除兩大書架書之外，還有一套同文書局版的《二十四史》。書架上擺滿了各種基本古籍?！臅褰?jīng)’之外，還有《資治通鑒》、《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等‘十通’，有段注《說文解字》等等。這都是給老師預備隨時查閱的?！痹诮o周氏子弟講課的過程中，圖書會不斷增加，“讀哪部書時還要單獨買來用”。周景良記得“書房”里的書桌面靠墻，墻上曾掛著一幅孔子像。書桌上除筆筒、硯臺等“文房四寶”外，還有一條木板，約三厘米寬、一厘米厚、四十厘米長，被漆成朱紅色，是預備給老師打?qū)W生用的?！袄蠋熛騺肀容^客氣，不會打的。我想對哥哥們也是一樣。但放這件東西主要是表達主人對老師的尊重，是必備的”。

　　“最初是一位姓王的老師，冀東一帶的北方口音，教我讀《三字經(jīng)》。學了一陣就換老師了，是什么原因我不清楚。”周景良在家中私塾老師的帶領(lǐng)下學習《三字經(jīng)》、《弟子規(guī)》、《孝經(jīng)》、《論語》等?！皩W完《論語》后老師要遷居上海，不能再教我了，父親覺得請不到合適的先生，所以我的舊式書房生活就停止了。”

　　檔 案

　　周叔弢舊居

　　睦南道129號

　　年代：1938年

　　特點：磚木結(jié)構(gòu)二層別墅式樓房，紅瓦坡頂，硫缸磚清水墻面。建筑外形精巧別致，簡潔大方。樓房和院落緊湊而又舒展，一樓是客廳和飯廳，二樓是臥室和辦公室。

　　“五大道”有兩處周氏舊居

　　周叔弢在“五大道”有兩處故居：一處為桂林路16號，一處為睦南道129號。

　　周叔弢的小兒子周景良回憶，周叔弢從1914年移居天津后的很長時間都是租房居住。直到1935年6月，周叔弢以“詩禮堂”名義在天津舊英租界66號路（現(xiàn)桂林路和重慶道交口處）購地2.7畝，至1938年由工程師譚真設計，鴻記建造廠承建了一幢磚混結(jié)構(gòu)的西式樓房，占地1.4畝。該樓三層，建筑面積998平方米，樓內(nèi)有住房27間，一樓為飯廳、客廳；二樓為臥室、起居室、書房；三樓主要用于藏書和儲物。1954年6月，周叔弢將這所樓房賣給中央音樂學院，曾供前蘇聯(lián)專家居住。

　　周景良青少年時代的主要回憶都保留在桂林路的這所房子里。他記得三樓有三間屋子是專門存放藏書的。周叔弢的藏書大都裝在木制的書箱里，善本書的書箱是淺黃色的，樟木蓋子；普通書籍的書箱是絳紅色的。周叔弢要求子女們不能隨意亂動善本書的書箱，而其他書箱均可隨意翻看。因此，周家的子女從小與書為伴，每個孩子都養(yǎng)成了讀書、愛書的好習慣，也使得他們當中的大多數(shù)人成為國內(nèi)各行業(yè)的著名專家學者。

　　1954年，賣掉桂林路舊居后，周叔弢遷居到睦南道129號。這所小樓比起桂林路舊居，在形制上顯然簡潔了許多，但對于“不講排場，只愛讀書”的周叔弢來說，幽靜的兩層小樓足以讓他安度晚年了。從1954年至1984年周叔弢去世，他在這里共居住了30年。